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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，是卢作孚诞辰130周年。卢作孚出生于1893年，眼见国家多难、民族命途多舛，少年时立志报国，先后投身革命救国、教育救国、实业救国的浪潮之中。实业救国是卢作孚毕生历经千难万险，始终未改的初心和信念。

白手起家

身处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，兴办实业本就并非易事。卢作孚出生在四川，家境寒微，靠父亲常年外出贩卖麻布才能勉强维持生计，小学毕业就被迫辍学。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时，最初集资2万元，实收股金却只有0.8万元。当时卢作孚因造船事宜去上海出差的600元路费都是各方筹借而来的。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轮船“民生”轮在造好后，因“股东意存观望，不再缴款”，当时也没有可以抵押借款的财产，又不易借贷，导致凑不齐购船款项，被延期交船，加上当时“外债纷逼”，“民生”轮几近“难产”，最后由公司其他发起人、时任合川县教育局局长陈伯遵从县教育经费中借出款项、原合川县知事郑东琴又出面说服合川县府旧属予以借款支持，才勉强渡过难关。1926年7月，“民生”轮安全抵合川，民生公司才开始正式营业。

击溃外资挑起的恶意竞争

艰难起步后，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公司还需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川江航运仍被帝国主义霸占。卢作孚曾痛心疾首地指出：“扬子江上游，触目可见美、英、日、德、意、瑞典、挪威、芬兰等国国旗，反而不容易见到本国国旗，宁非怪事……我们凡与海关接洽必须说洋话，用洋文……连轮船发出的提货单，船上的航程簿，也用洋文，真成了外国人的天下。”对此，卢作孚在四川军阀刘湘的支持下，采取一系列维护航权的举措。比如，他首开中国士兵以检查者身份登上外国轮船的先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提出“化零为整”的策略，秉承“自愿吃亏让利”的诚意，通过收购的方式，逐步将川江一线所有华商轮船公司并入民生公司，整合了民族航运业。眼见民生公司的发展壮大，外国轮船公司企图通过恶意降价的手段压垮民生公司。对此，卢作孚一方面联合各民众团体召开“收回内河航权大会”，发出“中国人不搭外国船，中国船不装外国货”“一致对外”的号召，首开中国人在甲级船上担任船长的先例，并将提货单改为中文样式，船员职称也一律禁用洋文。另一方面，卢作孚大力改善经营管理，废除强索“小费”制度，多次亲自为旅客服务，引导全船上下同心同德，共同改善服务态度和质量。几年下来，外国轮船公司相继倒闭、卖船收旗，退出川江。据统计，1934年进出川江的旅客将近一半搭乘的是民生公司的客轮，民生公司在竞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，成为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，其发展速度之快，引得中外瞠目。

为新中国献上厚礼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特别是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，大量人员物资滞留宜昌，卢作孚临危受命指挥抢运，用40天时间“将民族工业精华近10万吨物资设备、3万人员如期成功转移，演绎了中国大内迁最壮观的一幕”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，为中国民族工业保存了命脉，被晏阳初赞誉为“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”。然而，官僚资本集团却早就对民生公司产生觊觎之心，企图借抗战之机，以统一调配、便利运输为名，强迫民生公司将全部船只交军政部统一掌管，一举吃掉民生公司。1938年秋，卢作孚虽拒绝了宋子文向民生公司投资的要求，但也不得不让宋子文出任民生公司董事长。即便如此，宋子文仍不甘心，又提出由其掌控的“中国银行”向民生公司投巨资的要求，孔祥熙控制的“交通银行”也提出了类似要求。对此，卢作孚利用官僚资本内部矛盾，采取“一债多主、互相牵制”的办法，对“中国银行”和“交通银行”的投资额度予以限制，这才使官僚资本夺取民生公司控股权的企图落空。在那个官僚资本猖獗横行的年代，卢作孚在1943年以“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”来形容自己兴办实业的艰辛历程。

到了1948年，民生公司因在抗战中牺牲巨大，加上饱受官僚资本压制，已经债台高筑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新中国成立前，民生公司还有20只轮船被迫滞留海上。为此，卢作孚一方面赴京积极寻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支持，另一方面与蒋介石官僚资本集团巧妙斗争，最终除“民丰”轮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扣作军用、“太湖”轮回归途中被国民党海军劫往台湾、“南海”和“渤海”二轮因太旧而在海外标的拍卖外，其余16艘轮船全都回归人民怀抱，投入了新中国建设。1950年8月，卢作孚签署了《民生事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》，标志着民生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，被毛泽东称赞为公私合营的“榜样”。

“一致克服国家的困难，事业的困难”原是1936年民生公司成立11周年大会标语之一，也是卢作孚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，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的真实写照。

（孙德魁，作者单位：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卢作孚研究中心）